将绝大多数知青与令人谈虎色变的红卫兵剥离开来，仍是有必要进行的一件事。此事虽然已不再影响知青们的现在，但是对于尽量恢复历史的真实还是应该的。

“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时辰。

“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

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又好比《水浒传》中林冲们杨志们被发配前烙在脸颊上的“火印”。那是秩序社会的“反叛分子”们永远抹不去的标志。是哪怕改过自新了也还将永远昭告于脸的污点。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秩序社会的“火印”烙在“反叛分子”们的脸上，是比发配本身还严厉的惩办。比“黑名单”高明。所以，在古代，一个人脸上被烙了“火印”，那么就被公认为是社会异类了。连牛二式的泼皮们，也是可以瞪起眼斥之曰“贼配军”的。然古代的“火印”，并不往任何女犯的脸上烙。以此体现着对女性的一点儿宽大。

但是中国当代的知青们，由于经历了“文革”；由于在“文革”中十之八九都曾是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当年的种种恶劣行径和后来的声名狼藉，知青们不分男女，凡曾戴过红卫兵袖标的，便似乎都与“十年浩劫”难逃干系，便似乎都应承担着几分历史罪责了。当代的“火印”，虽非烙在他们或她们脸上，只不过烙在他们和她们自己没法跨越的经历中，却和烙在脸上是差不多的。一看年龄，再了解出身，便可断定他们和她们当年准是红卫兵。于是便使许多中国人不禁地回忆起，自己当年曾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地被红卫兵冷酷无情地迫害过。

所以，知青返城初期，尽管命运悲凉，境况艰难，但城市对他们和她们的态度，是同情与歧视参半的。“活该！自作自受！”“没有理由抱怨，只有理由忏悔！”“大多数应该永远驱逐，不得返城！”“变相垮掉的一代！”“狼孩儿！整代都是狼孩儿！”“中国只能将希望的目光从这报废一代的身上超越过去，直接投注于下一代身上！”

当年我听许多上一代人，包括许多一向心肠宽厚的知识分子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憾然而耿耿于怀地说过类似的话。

“当年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凶恶？”

“政治热忱和凶恶行径怎能混为一谈？”

“你们这一代应该被永远牢牢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你们当年的‘革命’方式令人发指！”

当年，我曾听许多上一代人说过类似的话。质问中，谴责与困惑参半。

所以，当年有一首唱出返城知青心理自白的歌——《我是一匹来自荒原的狼》。歌曰：

我是一匹来自荒原的狼，

城市曾是我家，

我的前身是被逐的青年。

我日夜思念我的亲娘，

只有娘对我们怀着温良……

如今，知青与城市，知青与上几代人与下几代人的牴牾，似乎早已被后来的岁月消除。隔阂似乎早已拆通。政治色彩的代沟似乎早已填平。但是，将绝大多数知青与令人谈虎色变的红卫兵剥离开来，仍是有必要进行的一件事。此事虽然已不再影响知青们的现在，但是对于尽量恢复历史的真实还是应该的。

在1994和1996年，我曾两次接受德国两家电视台采访。后一次的摄像，还是名片《紫色》的一位摄影。地点都在“黑土地”餐厅。采访内容都是关于知青和红卫兵。

第一次，矮而且胖的，几乎秃顶，圆头圆脑的德国人自以为是地，言之凿凿地质问：“你们红卫兵当年杀害了自己的同胞，这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可耻的一页，而你们从来也没忏悔过，请问你对此……”

在摄像机镜头前，被—个分明怀着政治挑衅心理的德国男人面对面地凝视着，听他以国际法官似的口吻提出审讯般的问题，使我觉得情形不但十分严肃，并且严肃得引起我强烈的反感。尤其是，一想到他来自于一个法西斯主义主宰过的国家，一想到那个自认为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在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灭绝人性的屠杀，更觉得严肃中包含着荒唐。

所以我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实际上是打断了替他充当翻译的中国同胞的话。他看去是我的同代人），我说：“先生，请你不要一再用‘你们红卫兵’这样的指谓对我提问题！我这个红卫兵当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曾尽量以我能做到的方式同情过被伤害的人！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红卫兵当年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是法西斯分子和盖世太保！绝大多数红卫兵，其实没打过人，没直接凌辱或迫害过人，没抄过家，更不一律是杀人凶手！要说可耻，我们两国历史上都有类似的污点！而你们的污点更大。如果说我们的污点中有大量墨的成分（我认为更多的红卫兵是通过‘大字报’的方式伤害了别人），那么你们的污点百分之百是鲜血凝成的！至于谈到忏悔，你怎么知道当年的红卫兵现在不忏悔？我了解的中国红卫兵，其实几乎百分之百地忏悔过！‘文革’中红卫兵并没伤害到外国去，所以只对中国忏悔，没必要对全世界下跪！尤其不必对你们德国人表示忏悔！”

我早已看出充当翻译的我的中国同胞，一次次“贪污”了我的话。

于是我指着他说：“你他妈的要照实翻译！不要因为他付你翻译费你就怕得罪他们！如果你不照实翻译，我起身便走！那么最尴尬的是你！”

他翻译后，我缓和了口吻，问他是什么家庭出身？

他低声回答是工人家庭出身。

我说：“那么你当年肯定也是红卫兵无疑。如果你小子当年打过人，那么你自己回答他，你当年打人时心里怎么想的；如果你当年没打过人，那么你告诉他，没打过人的红卫兵当年确有。在他面前的你我便是！”

他脸腾地红了。

为什么外国的电视台，采访中国的当代返城知青亦即当年的红卫兵，都偏偏要选择在“黑土地”进行呢？——因为那里四壁贴着毛泽东当年身穿军装，挥起巨手发动“文革”的一幅幅宣传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主观想象“黑土地”是当年希特勒每周一发表政治讲演的诺伊曼咖啡馆。想象在中国，在“文革”结束十七八年后，红卫兵阴魂不散，仍经常以返城知青的身份每晚聚于“黑土地”，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回忆“峥嵘岁月稠”。也许，还进一步想象，秘密策划中国的第二次“文革”。

所以，倒是他们自己的脸上，都有种心照不宣的颇神秘的表情。仿佛他们的摄像机摄下的，可能将是某一天突然变成现实的珍贵的历史资料。那一天外边下着霏霏细雨。他们甚至可笑地，也有几分难以启齿地请求我再从外往里走一次。我满足了他们这一请求，扛摄影机的德国先生，半蹲着在我前边倒退上楼——我懂电影电视，我知道那是拍我的腿部……

在中国、在北京、在一个雨夜，一双腿沿着狭窄的楼梯而上——镜头一变，空间豁然宽敞，四壁皆当年的“文革”宣传画……

倘再配上如此旁白——“当年的中国红卫兵们，今天以返城知青的身份，经常聚集在这个专为他们开的餐厅讨论中国当前政治，总结‘文革’经验……”云云，那一定是非常能蒙他们本国人的。

我满足他们的请求，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可笑简直使我觉得可以游戏的心情对待他们的采访。

那一天晚上小餐厅无人用餐。大餐厅里只有两桌人。一位老女人，不是奶奶必是姥姥辈的年龄最长者；六十岁左右的一对夫妇；三十岁左右的儿、媳或女儿和女婿；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儿。分明是一家六口。六十岁左右的父母不可能当过红卫兵；三十岁左右的小两口大约出生于六四年或六五年，那么1977年“文革”结束才十一二岁，也不可能是红卫兵。显然，这一六口之家的每一成员都不可能有什么“红卫兵情结”。他们到“黑土地”用餐，不外乎两种原因——或是离家近，或是专为吃东北菜而至。

另一桌就是我这个中国人和德国的采访者们。而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用餐。于德国的先生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我，纯粹是出于礼貌，为照顾他们的情绪。

德国的先生们大约感觉到了摄入镜头的气氛不够理想，还去采访那一家人，通过中国翻译尽问傻话。比如：“您们一家为什么偏偏到这里来吃饭？”

“到这里来吃饭是希望引起特别的回忆么？”

“那一种回忆对您们很难忘么？有重要的意义么？”

却遭到了相当冷淡的对待。显然那一家人不高兴他们的用餐受到滋扰。

于是我说：“先生们，我知道你们多么想要获得哪一种回答。让我告诉你们，我这个知青和当年的红卫兵，是第二次到这里。第一次是开会在这里用公餐。据我所知，这里并非当年的知青常来的地方，因为北京有许多比这里便宜的餐厅。出差的外地人倒是常来，因为他们吃的大抵是公款。而相对于公款，到这里来又算低消费。至于用图钉按在墙上的知青名片，我第一次来时就有了。此次来并不见知青名片增加了。至于那些‘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依我看纯粹是出于商业经营的目的，与有些餐馆悬挂旧上海的月份牌美女的目的没什么两样。总之先生们最好明白，这里根本不是德国当年的诺伊曼咖啡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具有政治色彩的地方。与北京的一切餐馆饭店毫无区别。先生们的想象不但太主观，而且太好奇。在中国，出现毛泽东的画像，哪怕是他“文革”时期的画像，与在德国又出现希特勒的画像是完全不同的事。如果先生们对此并不明白，那么意味着你们对希特勒还缺乏起码的认识，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极其简单肤浅的……”

我看出，我这个被采访者，不但使他们感到一时难以驾驭，同时使他们感到极为沮丧。

第二次在“黑土地”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我预先就通过翻译向采访者们指出了“第三只眼看中国”的误区，而且坦率言明了在同一地方接受第一次采访的感想。我的先发制人打乱了他们的采访计划，他们不再问红卫兵，不再问“文革”，而问中国的“改革”和经济问题了……

从“文革”至今，国外关于中国红卫兵和知青的文章书籍相当不少。似乎具有颇执著的追踪性。只要今天的中国返城知青一有活动，其活动几乎立即被涂上了政治色彩，而且总是与知青们的前身红卫兵联系在一起加以主观评述。国内这样煞有介事的言论虽已不多见，但也不是完全消亡了。

仿佛，有一根脐带，始终若隐若现地将知青与红卫兵各拴一头儿，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我认为，红卫兵该当是声名狼藉的称号。如果居然不是这样，那么中国简直不可救药。

我认为，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挟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

对于大学里的红卫兵，我们姑且不谈。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几乎全国一切大学里的红卫兵，都曾分裂为两派。一曰“造反派”，一曰“保皇派”。“保皇派”一般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反对“触及皮肉”。“保皇派”们高举的旗号是“十六条”。“十六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以“党中央”的名义颁布的。但***在“文革”初期实际欣赏的是“造反派”，反而并不太喜欢主张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红卫兵们。所以，江青才敢在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上公然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并提出了使“造反派”们欢呼“江青同志万岁”的唯恐天下乱得还不够的口号——“文攻武卫”。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年最大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八八团”，乃是由***亲自传旨解散的。以上历史情况起码可以说明，无论在大学里高中里还是初中里，确曾有一批红卫兵，他们的本愿其实只想动笔，不愿动手，只想批判别人的思想、路线，不愿逼得别人家破人亡。总而言之，他们希望以较文明的方式表现自己“关心国家大事”。虽然，他们也是被利用的工具，也客观上起到了对“文革”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主观上毕竟与很凶恶的红卫兵有区别。

“老三届”，是指“文革”开始之前，已经读到了初三初二初一、高三高二高一的学生；“新三届”，是指“文革”中由小学升入初中或由初中升入高中的学生。“新三届”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两年内是小学生，是红小兵。即使也“造反”过，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毕竟不那么大。只有极少数“文革”中的初中生后来升入高中。他们升入高中后，“上山下乡”已开始。红卫兵运动的气数已进入尾声。他们的红卫兵劣迹，是在升入高中以前。亦即在身份是“老三届”的“停课闹革命”的两年里。而他们并未能如愿以偿读完高中，很快也难幸免地“上山下乡”了……

所以，除却大学不作分析，中学高中红卫兵们的劣迹，主要发生在“老三届”中，“新三届”的同代人，显然比较冤枉地受了红卫兵狼藉名声的牵连。其大多数当予以平反。

在“老三届”中，以我的中学母校哈尔滨二十九中为例，略作回顾，便见分晓。我所在的初三九班五十四名学生中，仅一人在某次批判会上打过某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一次，另有一二人参加过抄家。因为他们在班里是太少数，所以我的记忆很牢固。打过老师的那名同学，当年是我们—些关系较好的同学之一。而且，正因为关系较好，又因为那次批判会是本班级范围内的一次极小型批判会，所以有人敢于公开遏制。当然，公开而严厉遏制的，是我和另外几个他的朋友。事后我们都很生他的气，数日内不愿理他。并且，告知了他母亲。他母亲又将他狠狠训了一顿。近几年我回哈市，与中学老同学相聚时，共同忆起当年事，他们都不免地自言惭愧。我们全校三个初中年级共一千二百余名学生，屈指算来，当年有过凌辱师长打骂师长劣迹的，组织过参加过抄家的，最多不超三十人。而且，几乎一向是他们。他们中有平素的好学生，也有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好学生，唯恐被视为旧教育路线的“黑苗子”，故“决裂”特别彻底，表现特别激烈。希望通过“造反”，校正自己的形象，重新获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好印象，依然是“苗子”。至于那些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当年的真实想法，据我分析不外乎三种：一，投机。过去我不是好学生，现在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了，我终于可以也是了吧？不就是“革命”不就是“造反”么？比功课方面的竞争容易多了，也痛快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出手”白不“出手”，“革命”鼓励如此，何乐而不为呢？二，泄私愤。过去我怎么不好了？哪点儿不好了？原来不是我不好，是过去的教育路线教育制度不好，是老师们校长们教导主任们过去不好。原来我受委屈了，始终被压制啊！有毛主席撑腰，现在该轮到我抖抖威风了。哼，他们也有今天！……三，自幼受善的教育太少太少，受恶的影响太多太多。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那恶的影响也许来自不良家庭成员的怂恿或教唆，甚至可能干脆是从父母那儿继承的。也许非是来自家庭，而来自家庭学校以外的某一恶环境。他们其实并无什么投机之念，也颇不在乎自己给哪一条教育路线哪一种印象。只不过快感于自己心灵中恶的合法又任意的释放。你若问他对哪位师长曾怀恨在心，他们极可能大摇其头道没有的事儿！而这又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就是抑制不住地非常亢奋地去凌辱人伤害人打人。那时他们体验到无法形容的快感。这些人是最冷酷最危险的红卫兵。如果“革命”号召用刀，他们便会公开杀人取乐。像日德法西斯当年屠杀我们的同胞屠杀犹太人一样。恰恰是这样一些红卫兵，后来绝少忏悔，甚至于今也不忏悔。谈起自己当年的行径往往狡辩地说：“当年我被利用了，上当受骗了。”

在“文革”中，有另一种现象也很值得分析研究，那就是——凡重点中学的红卫兵，有高中的中学的红卫兵，和各大城市的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以及最差的中学的红卫兵，其“革命”皆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

哈尔滨市的几所中学当年又叫“工读中学”，其学生成分较为复杂，有就近入学的，也有落榜后扩招的学生，还有经过短期劳教问题的少男少女。社会看待这类学校的目光难免带有成见甚至偏见，这类学校的学生也常常敏感到自己们是被划人另册的。所以他们的“造反”不无对社会进行公开报复的意味儿。前边分析到的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在这类学校较其他学校多。所以这类学校注定了是中学“文革”运动的重灾区。

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一向心理优越，故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依然要证明自己的优越，依然要以“革命”的方式体味那一种优越的感觉。加之这些中学既曰重点，当然办学方针上“罪名”更多，因而给了这些中学的红卫兵们更大的“造反”理由和空间。好比这样的一种情形——幼儿园的阿姨问某些受偏爱的孩子：阿姨处处优待你，你怎么偏偏带头调皮？

孩子回答：正因为你处处优待我，所以你有罪。

他不是不喜欢被优待，而是带头“调皮”时，能体味到区别于其他调皮孩子的别一种优越感。这别一种优越感比一向被优待的优越感更能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尤其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们，一脚大学门里，一脚大学门外——“文革”正是在这种个人前途攸关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知他们：“革命”积极的可以继续上大学。高考制度废除了，上大学完全不需要考试，只以“革命”的表现来论资格。“革命”特别积极的，甚至可以直接培养为革命干部队伍的接班人。表现消极的，那只能怪你自己。那你白上高中了。这已经不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诱导了。又，在全国各大城市，凡有高中的中学，几乎皆各级重点中学。这类学校的红卫兵“革命”精神高涨，实属必然。在这类学校，高中红卫兵是主角，初中红卫兵只不过是配角罢了。

至于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们何以特别凶恶，我多年来一直想不大明白。但是我亲见过她们抡起皮带抽人时的狠劲儿，凌辱人时的别出心裁。仿佛在这一点上，要与某些凶恶的男红卫兵一比高下。真的，我至今也想不大明白。或许，仅仅要以此方式引起男性们对自己们是不寻常之女性的性别注意？与如今某些女性以奇装异服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出于同念？

当年，普通中学的红卫兵，往往大多数是“革命”行为不怎么暴烈的红卫兵。似合乎着这样的逻辑——平庸的环境中多出“平庸之辈”。我的中学母校恰是一所普通中学。我这个红卫兵在“文革”中不争的“温良恭俭让”，还因我的哥哥是从这所中学考入全市的头牌重点高中继而考上大学的。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到许多老师，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毕业生的弟弟，就是逼我，我也不愿做出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我下乡后，每年探家，甚至落户北京后每年探家，差不多总是要去看望我哥哥当年的班主任……还有一些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们，“革命”的暴力倾向当年也有目共睹。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将很快不再是学生。而他们其实留恋学生身份。红卫兵是他们以学生身份所进行的最后的人生表演。因为是最后的，所以格外投入，而且希望一再加场。

当年哈尔滨市电力工程学校某红卫兵组织叫做“红色恐怖造反团”。它不但自认为是绝对红色的，而且确实追求恐怖行为。此红卫兵组织当年使许多哈尔滨人闻之不寒而栗。

还以我的中学母校为例，三十余人虽然只不过是一千二百余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也足以使一所中学变成他们随心所欲的“革命娱乐场”。母校的校长、教导主任以及数名老师遭到过他们的凌辱。比如被乱剪过头发，被用墨汁抹过“鬼脸”，被抄过家。

而起码有半数学生，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不得不呼喊口号，以示自己对“文革”并无政治抵触。这实际上也等于直接支持了他们，间接伤害了被伤害者。有几次，我是这类红卫兵之一。仅仅为了一份合格的“文革”鉴定，我虽然违心但是毕竟参加过所谓的批斗会。

一次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的批斗过程中，突然有一名手拿墨汁瓶的学生走上台，台下的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究竟要干什么，被批斗者们的脸上、身上都已变黑。

刹那间台下极为肃静。

那是发生在我的母校的第一次公开凌辱师长的行为。那一名学生“文革”前因某种劣迹受到过处分。

台下刹那间的肃静说明了许多学生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不但震惊，同时产生了反感。

我当时的心理更是如此。我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对这件事做过较详的描述。

于是台上的学生在那一阵异常的肃静中振臂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口号。

台下呼应者寥寥无几。

有名女生怯怯地喊了句：“要批判思想，不要凌辱人格！”

她的声音立刻被台上的口号压住……

当然，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也是对人格的凌辱，但却似乎在大多数“文革”中人的接受范围以内，并不认为过激。

亲眼目睹了数次凌辱事件以后，我的心理对此现象竟渐渐麻木了，反应不像第一次那么敏感了。仿佛也属于“革命”的常规现象了，所谓见多不怪了。我想，大多数“文革”中人，其心理渐趋麻木的过程和我一样。又一次，我与几名同班同学到我家附近一所中学去打篮球，见操场上围了一圈那所中学的学生——有一个人颈上被拴了链子，被抹了“鬼脸”，狗似的被牵着绕操场爬，还在被踢着的情况下学狗叫……

那人是那所中学的校长。

我和几名同学见状转身便走。我们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很善良。我们的心灵中无恶。对于我们所憎恶的现象，我们也只有默默转身走开。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制止得了。你的制止在当年也肯定不同于现在提倡的见义勇为，反而会使遭凌辱的人雪上加霜。

保守一些估计，平均下来，倘每所中学有五十名凶恶的红卫兵，那么全哈尔滨市近八十所中学，就是一支四千余人的具有暴力倾向虐待倾向的“队伍”。算上中专、大专、大学的同类红卫兵，再算上各企业各机关单位的同类人，将是一支三万余人的“队伍”。相对于二百余万人，三万余人仍只不过是七十分之一。

但就是这三万余人，就是这七十分之一，也足以使整个城市乌烟瘴气，全面混乱，人人觉得危机四伏，做梦都担心某一日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宣布为“革命”对象甚至“革命”的敌人。正如一首古词中所写：“唢呐唢呐，直吹得鸡惊狗跳鹅飞罢！”——“文革”的宣传鼓动，便似那词中的唢呐……

那三万余人，七十分之一，乃当年生逢其世的“造反英雄”。仿佛天下者是他们的天下，国家者是他们的国家。除了毛主席本人，没有任何权威可限制他们的几乎任何“革命”行动。而毛主席在北京说：“乱是好事，暴露了敌人，乱了敌人，锻炼了小将自己。”

当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们，因不断制造武斗在北京接受周总理调解时，甚至趾高气扬，根本不将周总理放在眼里。

当年哈尔滨红卫兵人数对比、思想对比和心理对比的概况，我认为，基本上也就是全国学生红卫兵的概况。

当年，最凶恶的红卫兵依次“活跃”于以下城市——北京、长沙、武汉、成都、哈尔滨、长春，以及新疆、云南、内蒙……

而北京有着为数最多的军人家庭的红卫兵。他们的凶恶甚于一切红卫兵。他们的“革命”在许多方面模仿他们父辈当年的革命，以“革命”是“急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为理论。而这理论亦正是他们的父辈当年遵循着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

所以，当年我对北京军人家庭的红卫兵，是心存厌憎的。因我无法分出当年的他们谁个凶恶，谁个人道，便只有一概地厌憎。当然，于今想来，他们中肯定也是大有区别的。也许，《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们，便算是不怎么凶恶的了吧？

当年北京的某些女红卫兵，比全国其他一切城市的女红卫兵都心狠，颇敢往死里打人。她们中当年有人的行径肯定关乎命案。甚至，可能惨死于她们手中的不止一人。

有次与舒乙先生谈起他父亲老舍，舒乙说：“你能想到么？当年肆意凌辱我父亲的，打他的，大多数是些中学的女红卫兵呀！按年龄还是些少女啊！”

我说：“红卫兵和红卫兵不太一样。”

他说：“那倒是。有次又有些红卫兵闯入我家，就是些比较温良的红卫兵。‘文革’中养花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么？可她们并没毁掉我家的花。临走还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这家的老太太是画画的，可以允许养花，警告任何红卫兵组织不得采取极端行动’……”舒乙先生说时流露出几分感慨的样子。如果，将当年某些极凶恶的红卫兵比作盖世太保，比作党卫军，其实是并不夸张的，一点儿也不算耸人听闻。

我下乡不久，当了男知青们的班长。因为最初连队总共十几名男知青，也就只有一个男知青班。我的知青知已是和我同校且同班的同学杨志松，他如今在《健康报》工作。除了我俩，其他男知青来自三四所中学。有一名“工读”学校的高二的男知青，胸前一片狰狞可怖的疤痕。据我后来所知，便是下乡前在武斗中被火药枪喷射的。和他同校的一名初二的知青，曾神秘地向我透露——他是一名有恶迹嫌疑的红卫兵小头目，下乡纯粹是为了躲避追究。半年后他从我们连队消失了，据传是被恢复神圣使命的公安部门押解回城市去了……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被杨志松拖起，让我去制止知青的打人暴行。离知青宿舍不远的院子里，住着一名单身的当地男人，五十余岁，被列为“特嫌”人物，出入受到限制和监视。我班里的三四名知青，中午便去逼供。等我和杨志松走入院子，他们正从屋里出来，一个个脸上神色颇为不安。为首的，一边从我们身旁走过一边嘟哝，“真狡猾，装死！”

我匆匆走入屋里，见床上的人面朝墙蜷缩着，不动也无声息。

我走近叫了他几声，他仿佛睡着了。我闻到了一股屎尿味儿。时值盛夏，我见他的裸背上有几处青紫。

我追上班里那三四名战土，喝问他们是不是打人了。

他们都摇头说没打。

“没打他身上为什么好几处青紫？”

我心头不禁冒火，拦住他们，不许他们走。

为首的终于交待：“他不招嘛，所以，只轻轻打了几下……”

我不认为这是小事，立即转身赶去指导员家汇报。

半小时后，连里的干部和卫生所的一名医生都赶往那屋子。

那人已经死了。

他们打他时，往他口中塞了布，所以，尽管那院子离知青宿舍很近，但午睡中的我，却并没听到一声哀叫。那件事使我相当长的日子里内心自责。因为我是班长，有三四名知青不在宿舍里睡午觉，我却没想到问问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连卫生所医生开的死亡诊断是“突发性脑溢血”。然而我清楚，医生清楚，连里的干部也清楚，那人实际上是被用木棒活活打死的。

我要求连里严厉惩处那几名知青。连干部们出于自身责任的种种考虑，只给予了他们口头警告。为首者，还是副班长。我又要求连里起码撤销他的副班长职务，否则我不再担任班长。连干部们见我态度强硬，只得照办。但从此那几名知青对我耿耿于怀，而我也不再对他们有一点儿好脸色。

我当了小学教师以后，知死者是我一名学生的亲“大爷”。不久，又知死者根本不是什么“苏修”特务。

“黑土地回顾展”结束，一些北京知青与一些外地知青相聚叙旧的场合下，有一名外地知青谈到他那篇收在《北大荒风云录》的文章时说——当年我们思想太单纯太革命了，所以就难免做下了些错事……恰巧，他那篇自述性的文章我看过——他下乡后，在一个冬季里，将一名老职工一个“大背”摔进了满着冰水的马槽里，那老职工当即昏晕在马槽，全身浸没水中。

只因为那老职工偷过点儿连里的麦子喂自家的鸡。

几天后那老职工死了。

我问他：“你如今忏悔了？”

他说：“是啊，要不我能写出来么？”

而我之所以那样问他，是因为我读他的文章时根本没读出什么忏悔的意味儿。写自己当年的暴力行径绘声绘色，最后的一行忏悔也只不过是用文字公开重申——自己当年太革命因而太冲动了。

我又说：“你当年的行径和思想单纯与‘革命’二字有什么关系？”

他一怔，反问：“那你说和什么有关系？”

我冷下脸道：“只和你的心理有关系！证明你内心原本就有一种恶。至于为什么有，你最应该自问！你现在还没找到正确的答案，证明你的忏悔根本算不上忏悔！”

我说时，连连拍桌子，四座因而不安。

今年，当我们整代人回忆我们差不多共同的经历时（即使我们自己并不愿回忆，也还是要被别人一再地劝说着进行回忆。甚至，由别人替我们进行回忆。因为这回忆多多少少总会带动些经济效益），我们几乎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地避开这一点——三十二年前，在我们还不是知青的两年前，我们的另一种经历另一种身份是红卫兵。

而红卫兵曾给许许多多家庭许许多多中国人造成终生难忘的伤痛。

它不但声名狼藉并且是“文革”暴力的同义词。

的确，它是我们的“胎记”，是我们脸上的“火印”。

它几乎使我们整代人中的每一个一旦遭遇“文革”话题则不免地羞愧无言。就如林冲们杨志们一旦被人正面注视，立刻明白别人在眈眈盯着自己脸上的什么。

而依我想来，“文革”话题在中国，也许将比知青话题更长久。起码，将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亡两个话题，似母子关系。

而我最终要说的是：

第一，不是整整一代人中当年凡戴过红卫兵袖标的，皆凶恶少年或残忍少女。

第二，所以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亦即接着成了知青的人中的大多数，应被从以后的“文革”话题中予以解脱。事实是，这大多数，其实并不比当年全中国的大多数人更疯狂。

第三，疯狂的红卫兵有之，凶恶的残忍的红卫兵有之。倘他们于今仍自言“当年太单纯太革命了”，那么意味着他们仍毫无忏悔，仍在狡辩；倘我们作为同代人替他们说，则意味着我们仍在替他们刷洗劣迹。而想想我们当年面对他们的凶恶和残忍做过配角和观众（全中国人几乎皆如此！），由我们替他们刷洗劣迹又是多么具有讽刺性质！倘由以后仍热衷于“文革”话题的人仅从政治上去分析，那么不但不能得出更客观更接近真相的结论，也根本无法将他们和大多数区别开来。

最后，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次代人或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么？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鬼地迎住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致。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本文摘自 《似梦人生》 图片来源网络